彼得·德鲁克 现代管理学之父,影响了数代管理实践的学者和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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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读不懂德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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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自我成长 2016-09-12 11:30
摘要:彼得·德鲁克现代管理学之父,其著作影响了数代追求创新以及最佳管理实践的学者和企业家们,各类商业管理课程也都深受彼得·德鲁克思想的影响。
为什么你读不懂德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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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深入理解德鲁克先生的一些具体管理思想和原则,必须从他的思想根源上去体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德鲁克说了什么”的照本宣科上升到“德鲁克为什么有可能这样说”的理论研究,也就是研究他的管理思想的产生过程和动力机制。

我个人认为,德鲁克先生的思想根源,至少包括以下五点:第一,德语文化的潜移默化;第二,基督教的精神;第三,社会生态学的宏大视野;第四,熊彼特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承;第五,管理咨询经验的滋养。大师的思想就像是一张全息照片一样,即使取其任意一本书,也可以折射全貌。本文尤其是探讨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一书有关的思想根源。

德语文化的潜移默化

民族文化对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学术问题以及走什么样的学术道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德鲁克先生也不例外。一个人要么是自己民族文化的“囚徒”,要么是民族文化的叛逆者,很难跳出这两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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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先生1909年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维也纳,属于德语文化世界。Drucker这个姓氏可能起源于15世纪中叶古登堡(Gutenberg)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产生的一个新的职业:印刷工。德鲁克先生的祖先很可能最早从事的就是这个职业。有趣的是,在德鲁克先生的很多著作,比如《21世纪管理的挑战》中,都把古登堡发明印刷术当作第三次信息革命(前两次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中世纪抄书的修道士,第四次是电脑和互联网),世人可曾意识到“Drucker”名字背后的历史意义以及对一个人心理上的影响?

根据近30多年的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比如,赫夫斯特(Hofstede)的五维度学说以及最新的“全球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有效性”研究(Glob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alEffectiveness Project,简称GLOBE研究),德语文化中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对不确定性的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这种民族文化特性表现为两种极端的情况,就好像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要么非常严谨,细致,有计划和守纪律;要么比较容易产生非常宏大的,思辨性的理论。前者孕育了德国的精密机械加工、化学工业、汽车制造业,也孕育了纪律严明的德国军队,马克斯·韦伯所推崇的官僚组织结构以及注重实战和技术细节的德国足球等;而后者则产生了黑格尔、康德、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众多哲学家和思想家。这些理论家们所构想出来的理论体系都非常宏大,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和绝对化的倾向。因而,很难用有限的科学研究或者实践进行证明或者反驳。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不确定性进行规避的一种反应。德鲁克的所有作品,都潜移默化地受到他的德语文化背景的影响。

有趣的是,日本文化在这一点上和德语文化非常相似,在对不确定性规避这个文化维度上得分非常相近。但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岛国,狭小,资源短缺),日本文化更多地体现出对不确定性规避的前一种反应。日本很少诞生伟大的哲学家和理论家,但是日本人对“小而精致”的产品(如索尼的Walkman等)的生产,对精致的艺术上的追求(如浮世绘、和服、能剧)等,举世无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德鲁克的思想在日本受到那么高的推崇,为什么德鲁克对日本文化有那么强烈的认同(他曾经搜集了许多有名的日本艺术品,并在克莱蒙特大学教了5年的日本艺术)。

对不确定性规避只是德语文化的一个特性。要想深入了解德鲁克的思想,必须深入理解盘根错节的德语文化的整体。事实上,德鲁克很多著名的招牌管理思想,如目标管理、时间管理、反馈分析等,都与德语文化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行为有深刻的联系。在类似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文化中尤其适用。而在中国这种非常讲究变通,讲究人际关系的文化中,要么一开始很难实行,因为要克服文化惰性;要么坚持到底,实行以后就会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果。比如,海尔的张瑞敏活学活用德鲁克思想推出的“日清”工作法,就是一个明证。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活在德语文化中的人们,虽然对技术创新趋之若鹜,但是很难接受社会创新、经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根据美国百森商学院和英国伦敦商学院组织的“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的历年调查,德国的创业率在全世界中总是位居后排。这也是为什么自从东西德合并以后,德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内部改革阻力重重的原因之一。看来,德国人尤其需要读一读《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深刻体会德鲁克所说“创新不是一个技术术语,而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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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精神

德鲁克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信奉新教。宗教信仰是他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也是他的管理思想的根源之一。阅读德鲁克先生的作品,有时恍如在阅读《圣经》。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极度的自信,带有像耶稣一样巨大的权柄,尤其惯于使用绝对的字眼,而且很少解释,更不要提文献了。他的言辞中,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和使命感,充满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在他看来,管理也好,创新也好,企业家精神也好,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他对管理者正直和诚实的绝对强调,更是《旧约》中“十诫”的集中体现。他在写作的时候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人”,而像是一个“灵”。

根据杰克·贝蒂《大师的轨迹》的记述,在“路德主义”教派的自由气氛下长大的德鲁克,全家人一向不受宗教教条的约束,已“自由”到圣诞节时仅以一棵圣诞树作为装饰,复活节时仅聆听几首巴赫的清唱剧的地步。后来,年轻的德鲁克在汉堡一家出口贸易公司上班时,无意间读到了克尔凯廓尔所写的《恐惧与战栗》。“我立刻知道,我的人生观改变了。”多年以后,德鲁克撰写了他自认为他最满意的一篇论文,题目是《论不流行的克尔凯廓尔》。在《明日地标》一书的结尾,德鲁克更是清楚地传达了他的宗教情怀:“人类必须重新回到灵魂深处去寻找生存的价值。除非人类能再度坚信,人并不仅仅是一个肉体与精神,也是一个灵魂,一个受造物,人类生存是为了完成造物主的目的,并顺从他的旨意,否则人类将无法在现今这个世界上存活。”

不是基督徒的人,很难理解德鲁克的很多思想。即使明白了,也很难执行,尤其是面临利益诱惑,面临压力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被真正地接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能接受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技巧性的,器物层面上的东西,属于“术”。至于他的“道”,比如,他关于企业的目的(企业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也不是为了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为了创造顾客和满足顾客的需求),对利润的见解(“根本就没有利润这一回事。只有成本,做生意的成本和继续做生意的成本,人工成本与原料成本,资本成本,现在要支付的薪资成本与将来要支付的退休金成本”),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亚当·斯密等假设,人是自利的。人的自利的动机促进了竞争,因而在整体上促进了社会的福祉。而德鲁克则要求,人在客观上要为别人,主观上也要为别人),领导力(“诚实是最好的领袖魅力”)等,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和文化环境下事实上很难被接受。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状况的转变不可能发生在一代或者两三代中国企业家身上。正如,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认为,民族文化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就像大陆板块的漂移一样,需要以世纪作为单位来计算。

事实上,所有有形的东西都是可以复制的,都是不重要的,都不是一个国家和一个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所有看似“虚”的东西都将战胜“实”的东西。组织与组织的竞争中最后依靠的是组织文化。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中最后的胜利者靠的也是民族文化,是软实力,是思想,是宗教,是国民性。宗教不仅仅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也影响着大师们的著作的基调。

社会生态学家的宏大视野

一般人都称德鲁克为“管理学之父”“管理大师”,但是,德鲁克更喜欢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在《功能社会》的序言中他写到,“作为一个作者,我最为人熟知的是管理方面的著作,在美国尤其这样。但是,我最初和最首要的关注并非管理,我对管理的兴趣始自我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更进一步,他甚至说,“事实上,我更多的著作不是关于管理,而是关于社区、社会和政体。而且在我撰写的15本管理书籍中,只有两本与工商管理有关(《成果管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对德鲁克的著作不熟悉的人,看到这些文字一定会非常惊讶。

事实上,很多人研究管理,只是简单地就管理论管理。而德鲁克先生研究管理,是把社会、组织和个人置于一个大的系统中研究管理。用一种社会生态学家的宏观视野来研究个体、组织、社区和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韦尔奇所评价的那样“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来理清我们社会中人的角色和组织机构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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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的这种对社区和社会方面的关注同样根源于他年轻时在汉堡的阅读经历。在《功能社会》的序言中,他提到,“在那段日子里我读了好几百本书,其中两本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这两本书分别是埃德蒙·伯克于1790年撰写的《对法国革命的反思》和费迪南德·腾尼斯撰写的德国社会学经典名著《社区与社会》”。伯克的主题思想是:政治学和政治家们在一个动荡时期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找寻持续和改变之间的平衡。这种观点引起了德鲁克强烈的共鸣,并成为德鲁克本人的政治观点、世界观以及后来所有作品的核心。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德鲁克深知革命的巨大破坏作用,他希望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来代替革命。因为相对于“急风骤雨”式的革命,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微风细雨”,每次只改变一点点,在变革和持续的平衡中促进社会的进步。而腾尼斯对社区和社会的观点也成为德鲁克思想的另一个基本出发点——社区和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在社区里个人拥有自己的身份,在社会里个人各有其功能。正是有这样的思想根源,所以,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德鲁克不仅讨论了新企业和老企业的创新实践,而且讨论了公共服务机构(如政府、医院、学校、教会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等)的创新实践。这种“全方位的创新思想”在同类讨论创新与创业的书籍中是很少见的。

学院派研究管理和组织的人,更多的人研究的视野局限在要么工商企业,要么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很少把社会中的这三种类型的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德鲁克认为,企业和政府更多地应该向非营利组织学习,把员工当作志愿者来对待。更有甚者,学院派的管理学家们着眼于技术枝节,只求统计技术上的精湛,不求对社会现象和管理实践的洞察,更谈不上道德上的激励。很多发表在世界最顶尖的管理学期刊上的文章,说白了,只是经过包装的精致化的常识。事实上,学院派所遵循的这种研究方法非常保守,而且不适合研究对象,尤其是创业活动。研究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我们更应该向德鲁克先生学习,采用更加丰富和灵活的方法,采用描述性的方法而不是验证性的方法;采用历史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横截面研究;更多采用整体观和鸟瞰的视角,而不是分析观和爬行动物的观点。

德鲁克宏大的社会生态学的视野让他拥有了神奇的远见,经常走在时代的前面。例如,1927年,21岁的他就预言了希特勒的崛起和危害; 1942年他预言了组织型社会的到来,企业团体将变得和国家一样重要;1947年,他写道“管理就是领导”;1954年,他告诉出版商“管理需要战略”;1985年他告诉花旗集团的主席里思顿“柏林墙将要倒下”;1986年他告诉基辛格说“苏联将要解体”。至于最新的一个可以检验的预言是,1999年,也就是在他90岁生日宴会上,他说“十年以后,也就是2009年,通用汽车公司将不在全世界五大汽车厂家之列”。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救助,通用汽车公司在2008年底都有可能倒闭。让我们拭目以待,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吧!

熊彼特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

提起创新,我们当然无法绕过第一位创新理论的大师熊彼特,他的“创造性破坏”已经成为研究创新和创业的常识。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德鲁克先生完全地继承了熊彼特的关于创新的思想,并且在本书中把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这两个术语几乎是在交叉使用。可以说,熊彼特是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第一个直接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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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两位创新大师之间有很深的个人渊源:熊彼特也是奥地利人,长德鲁克26岁,而且曾经是德鲁克父亲的学生。《大师的轨迹》结尾处,详细记载了熊彼特对德鲁克深远的影响:“1950年元旦,德鲁克驾车带着父亲阿道夫去拜访熊彼特。那一年是熊彼特在哈佛大学担任教职的最后一年,他的健康状况也在这一年急速恶化(8天以后,他就去世了)。熊彼特与阿道夫两人絮絮叨叨谈论他们年轻时代在维也纳那段令人怀念的时光,也就是那个逐渐消失的‘战前’世界......两位老人家那次闲话家常中的一段对话,竟然成为了德鲁克一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熊彼特回答阿道夫的一个问题道‘你知道吗,阿道夫,在我现在这个年龄来看,人们若只晓得我写了几部著作发明了一些理论,我认为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你就不能说你已改变了世界。’德鲁克说他‘从未忘记那段对话’,而且这句话成为衡量他一生成就的指标。”

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与奥地利经济学派有什么样的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吗? 我们知道,奥地利经济学派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作为开山之作。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门格尔、庞巴维克、米塞斯等,中期的代表人物有哈耶克等,晚近的代表人物有柯兹纳和Journal of BusinessVenturing的主编温塔卡然曼等。德鲁克与奥地利经济学派早中期的代表人物之间形成了了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思想传承。熊彼特和米塞斯在1905年到1906年都经常参加庞巴维克在维也纳举办的讨论课,可以算是同学。而米塞斯又是哈耶克的老师,是哈耶克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对他的哲学方法论的影响非常深刻。更为巧合的是,米塞斯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和德鲁克都在纽约大学工作,算是同事。可是米塞斯觉得德鲁克“离经叛道”,背离了真正的经济学,交往并不是很密切。

奥地利经济学派非常重视知识分工和分散的知识。哈耶克认为知识分立在所有人的心智之中,这些零散的知识不可能被汇集到一个人的头脑中。因而分散的经济秩序比由政府集中控制经济管理和企业决策更有效率。作为这种逻辑的一个自然的延伸,奥地利经济学派非常重视创业活动。事实上,在西方经济学中,只有奥地利经济学派从19世纪70年代诞生起到现在持续关注着创业活动或者企业家精神。而其他的经济学派基本上把创新和创业当作像战争、瘟疫和地震一样的外部变量,认为它们无法进行量化处理,无法写入均衡方程中。

深受奥地利经济学派影响的著名创业学家申恩和温塔卡然曼在2000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创业学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创业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前景》,试图更加清晰地定义创业学的核心问题和边界。他们认为,机遇的识别和开发利用是创业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与其他研究领域,比如战略管理等的区分的边界。而这一切和德鲁克先生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德鲁克先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深入地分析创新机遇的七个来源。

不难理解,为什么德鲁克和哈耶克都是“民营化”主张最早的提倡者之一。推崇德鲁克1939年发表的《经济人的终结》的丘吉尔,也非常推崇哈耶克在1944年发表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这两本书在主题上非常相似,都是探讨纳粹主义和欧洲战争的根源问题,而《通向奴役之路》还设想了战后世界的发展方向,其中就包括“民营化”思想的种子。后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民营化政策都深受哈耶克的影响,撒切尔夫人甚至奉哈耶克为“精神上的导师”。

客观上来讲,德鲁克先生从来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学派,从来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旁观者,但是他的思想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理清这种学术圈子里的人际关系和思想上的相互影响,特别是,把德鲁克的思想放在人类思想发展的整个画面上,更有助于深刻地理解德鲁克的思想。学院派和“德鲁克迷们”要相互学习对方的长处,而不是相互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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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管理咨询经验

如果说,德鲁克的一般管理思想受通用汽车公司和斯隆的管理实践的影响很大的话,那么,他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思想主要来自自己的管理咨询实践。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期,他在纽约大学做管理学教授的时候,就在周末组织关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研讨班。他的学生中有银行家、小企业主、医院管理人员、教会的神职人员等。他把学生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上升到理论,然后又用这些理论指导实践,并不断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修改。事实上,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都创建了创新型的组织,比如爱德华·琼斯证券投资公司、ServiceMaster等都是深受德鲁克影响的组织。德鲁克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一直持续了35年之久之后才于1985年把自己的思想结集出版。西方有一句谚语说,“葡萄酒要在地窖中珍藏九年才能饮用”,而《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瓶美酒在德鲁克先生的地窖中几乎珍藏了四个九年。这是真正的、经过了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真知灼见。

需要说明的是,德鲁克的管理咨询完全不同于公司化运作的管理咨询。威廉·科恩在《跟德鲁克学管理》中给我们解密了德鲁克的管理咨询方法:从来都是单枪匹马,没有秘书没有团队;通过提问来咨询和启发客户(比如,“你的客户是谁?客户没有被满足的需求是什么?如何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假如你还没有进入过这个行业,你今天会进入吗?如果答案是不,你将采取什么行动?等等);德鲁克的重点在于提醒客户该做什么,而不在于告诉客户如何去做;他充分利用“无知”的优势(德鲁克认为,有时候无知胜过经验)。可以这么说,德鲁克充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管理思想家在思维方式上的优势,小心翼翼地避开行业知识的陷阱(因为在这一点上,客户所拥有的行业知识和经验总是超过了任何管理咨询顾问),启发顾客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用自己的“开山刀”解决问题。德鲁克就是2500多年后的苏格拉底重生。

从2008年开始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给了中国企业一个跳跃式发展的可能。

在这种挑战中,中国的企业家们要同时学好两门功课:创业和管理。而且在德鲁克先生的眼中,创业和管理本来就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需要更好地融合。大型企业需要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作为日常管理的常态,以应对变革;而新组织,首先要掌握创业技能和战略,此外,还要学会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成长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德鲁克看来,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将更多地会出现在公共服务机构领域,如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型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换言之,整个社会将进入一个企业家社会。在这个企业家社会中,创业者和管理者,知识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首先必须承担起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责任。

生活在变革时代的人们是痛苦的,但也是幸运的,因为这个时代充满了机遇。德鲁克先生说,应对变革的最好办法是创造变革。让我们谨记德鲁克先生的教导,努力实践他的理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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